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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战士一样 始终保持冲锋姿态 | 访军事摄影家柳军

2019-8-5 13:06| 发布者: 中国国家公园网| 查看: 295| 评论: 0 |来自: 中国摄影家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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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7月13日,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朱日和,奔赴沙场的新型人民军队。柳军  摄





       编者:24 岁时柳军拍的《如此父母官》的批评照片轰动当时中国摄影界;25 岁时他主动请缨前往云南老山前线,用一颗赤诚之心,拍摄了战火纷飞下我军战士们的战斗和艰苦生活,27 岁时作品《不要忘记他们》获《艰巨历程》全国摄影公开赛“个人风格”大奖,被誉为“离敌人炮火最近的摄影人”,“建国以来最优秀的战地记者”。
       光环没有让柳军骄傲和懈怠,他要证明自己不是因为幸运而获得如此赞誉。1990 年代,他深入军营和边防驻地,以客观温情的“第三只眼”拍摄了《国事·家事》《别亦难》《青春岁月《巡逻吾甫浪》等反映战士真实生活和情感的作品,“把一群青春男儿起居、操课、交互、闲暇这类似水流年的日子,拍出意趣和神韵。”  
        2003 年柳军调入解放军画报社,后担任解放军画报社社长。柳军坦言:“工作性质不同、职责不同、担子不同了,客观上我离兵越来越远了。”这对于将“做离炮火最近的记者,像战士一样冲锋”奉为圭臬的柳军来说有些许遗憾。但面对军队训练、演习、阅兵等重大题材,柳军依然坚持拍真实、拍个性、拍价值,为我国的军事发展和军队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影像历史,为军事摄影贡献了自己的血汗和智慧。




上的第 183次 闯 入 》1986年 7 月 29 日,云南老山轮战前 线 421 团 一连陕西渭南籍18 岁 新 战 士 宋学 峰 第 183 次只身闯入“生死线”。他脖挂“光荣弹”,在敌军炮口、枪口下,抢修、架设被敌军炸毁的通信线路总长达 500余公里,确保了一线阵地与后方指挥所的通信畅通无阻,成为该部闯入“生死线”次数最多、年龄最小的战士。 柳军 摄


       阳丽君(以下简称阳):您出身军人家庭,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。但您的童年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幸福,因为母亲身体不太好,所以您承担了很多家务,做饭、铲煤、扫雪,走 8 里路上学,还曾因为身体不好休学?
       柳军(以下简称柳):我出生在军人家庭,父亲曾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工作,母亲曾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工作。1966 年母亲在四医大参加义务修建游泳池时把腰扭伤了,椎间盘突出,手术后她的腰就彻底坏了,基本干不了家务活儿。我是家里的老大,妹妹比我小一岁,父亲经常出差在外,所以简单的家务基本都是我在做,妹妹也会做一些。我们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就是这样过来的,包括寒暑假,除了做作业,就是做家务。现在回头看,父母也是有意识地在培养我们,去掉干部子女身上的所谓骄娇二气。儿时我们住的营区在宁夏贺兰山边上,每天穿过戈壁,路过西夏王陵,那几个现在著名的土包我都上去过,掏鸟窝。我是个倔强、爱冒险的少年。在荒漠上呆得太久,想念绿色,我和同学刘利坚信贺兰山里“一定有绿色”,放暑假我俩没和任何人打招呼,5 点起床,就朝山里走去。走了一天一夜,终于在山里看到大树、看到人家。上山下乡插队时我 15 岁,个子不到 1.7 米。插队第一天,生产队让我从井里挑水喂牲口,从井边到牲口棚有 2 里路,每天要挑 18 担水。这是队里最轻的活儿,但对我来说太难了,我个子可能也就两桶水高,又是大冬天,井边全是冰,为此不知道摔了多少跤。一天辛苦下来才给我 5 个工分,只能算半个劳动力。插队最苦的活儿是挖渠,渠深大概 5 米,一人一天要挖 3 个立方。我是个不服输的人,不管分给我多少活儿,每天必须完成,别人用一个小时干完,我用两三个小时,乃至五六个小时也要完成。我从小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。这些青少年时期的艰难磨炼了我的毅力,塑造了我的性格。一个人如果能经得住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,那他做什么事都能成功。


       段琳琳(以下简称段):后来怎么对摄影产生兴趣的?
       柳:1960 年代初,我的家庭条件相对来说好一些,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平时喜欢摆弄相机照点相,家里有一台海鸥 4 型照相机。我上初一的时候,就跟着学校里高年级的同学学照相,包括暗房冲洗、印相。1976 年我高中毕业,去了宁夏银川市郊区掌政公社春林五队下乡插队。1977 年恢复高考,我填报了两个志愿,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,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。我过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宁夏的分数线,但在后来的口试也就是面试中因身高不够自然淘汰了,因为中国人民大学那年招的是电视摄影专业,要求男的身高 1.75 米,女的身高 1.65 米。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当年在宁夏就招两个人,我没被录取。1979 年 11 月我参军了。本来在我们公社征兵的是陕西省军区的西安警备区。当时正在北京空军指挥学院学习的父亲临时请假赶到银川,他怕我在西安警备区学不到东西,达不到真正的锻炼目的。听说在银川接兵的还有步兵 141 师 421团,他就找到接兵团团长,说野战军锻炼人,能不能把我孩子调到你们这儿。我就这样到了步兵141 师 421 团。到了野战军以后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部队,那种艰苦和磨炼超出我的想象。我刚当兵时体重 110 斤,两个月以后就剩 90 斤了。但毕竟出身军人家庭,又插过队,所以吃苦的精神还是有的。部队确实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,也是一所大学校。我能有今天也得益于基层部队那 5 年的战士生活。我从部队学到了很多在大学和社会上学不到的东西。为什么我在老山能够拍到那样的照片,得益于那 5 年我对战士、对基层官兵关系的了解。我很感谢父母为我选择了这么一条路。当然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。

《如此父母官》1985年5月12日,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副乡长陈春潮在解决移民问题时,方法简单,态度粗暴,竟动手将近年近60岁的车利洲老人打倒在地。 柳军  摄

 

       段:做战士摄影员之后主要拍士兵的军营生活,但让你获得更多认可的是《如此父母官》。
       柳:1980 年五六月份,我去团里漫泉河邮电所取包裹,家里给我寄了二三十本书,让我考军校。我去取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我们团的新闻干事薛舜尧,他要写一篇稿—从邮电所看战士需求的变化。因为 1980 年有大量城市兵入伍,是部队兵源结构的一个转型。他问我能不能看看我的包裹,我说可以,就现场打开让他看,其他都是考军校的辅导书,最底下有两本摄影书。他看到摄影书之后就问我会不会照相,我说会冲卷、印相、简单的放大,他当场记下了我的名字。1980 年底,他跟团里的政委举荐了我,就把我抽调到团里政治处担任战士摄影员了。
       1984 年 7 月我考上了兰州军区新闻教导队,1985 年 2 月毕业后提干,提干后分回步兵 141 师宣传科当摄影干事。当时我暗下决心,当了干部以后我的摄影报道层次应该要有所提升。当战士时可能更多追求数量,当了干部就要开始追求稿件质量。198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8 点,我看到师机关门口停了 20 辆大卡车,他们说要去拉移民,我一听移民两个字就比较敏感,赶紧跑回办公室拿起相机跟着车队就出发了。当时的背景,一是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“闹事”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;二是 1985 年中央提出要用三年时间整党,改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。1950 年代的三门峡水库是前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设计修建的,中苏关系破裂后,苏联专家撤走,图纸也带走了,种种原因下,后来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三门峡水库的规模不是原来计划的规模。之前划为库区要被淹掉的陕西大荔县和华阴部分地区没有成为库区,后来相继建了几个国营农场,每年都是大丰收。之前迁到陕西渭南地区十个县城的原住民不满意迁移后的生活,所以每年丰收季他们就回到之前的家园表达诉求,就成了所谓的移民“闹事”。中央领导批示后,陕西省成立了省、市(地)、县、乡四级工作组进驻到“闹事”地做移民工作,请求部队支援,运送“闹事”移民。当车队快到目的地时,我看到了乡长打人的一幕。我让司机停车,背着摄影包就下了车,就往人群里挤,人家一看是个记者,脖子上挂着相机,就喊“记者来了”。当时我还算机智,没用脖子上的相机拍,而是从摄影包里拿出 120 双镜头雅西卡相机抓拍了这个瞬间。拍完赶紧把相机放回包里,拍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地拽我,我说我是军人,跟着部队来运送移民的,他们就去核实。这中间 就有人说看到我拍了 5 张,要把我脖子上相机里的胶卷拉出来曝光。我当时反应比较快,把相机拿下来放在他们面前,我说你们拉吧!这里面有军委领导到我们部队视察的照片,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你们就拉出来曝光。他们一听也不敢,经过 2 个多小时对我身份核实后,他们把我放了出来。然后我又回到拍摄地,了解了事件经过,当事者是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副乡长陈春潮,他在解决移民问题时方法简单,态度粗暴,竟动手打人,被打者是 60 岁的车利洲老汉。回到部队后,我把胶卷冲出来,当时我取了一个标题“公仆与百姓”,我们师的政委刘冬冬看后说,你这张照片标题要直击要害,还要一针见血,我帮你取个标题,就叫“如此父母官”。1985 年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等首都 15 家新闻单位联合发起组织了“中华在改革中腾飞”首届全国新闻摄影大赛。我投了这幅作品,得了银奖。
       1985年12月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了部分获奖作品,作品《如此父母官》刊发得非常醒目。当时给这张照片的评语是:“1949年 10 月以来新中国第一张批评照片。照片以摄影方式完成了一次大胆的揭露和批评,体现出摄影作者惩恶扬善、伸张正义的良知和责任心,彰显了作者内心强烈的以摄影直击现实社会的创作思想。”作品见报后一月内《中国青年报》就收到1000 余封读者来信,谴责照片中打人的副乡长。报社将来信转给那位副乡长所在乡后,该副乡长竟向《中国青年报》和新华社“举报”,称这张照片是作者组织导演的“假照片”。1986 年 2 月,我接到转来的告状信,从云南老山前线请假赶回内地,拿着这张照片在陕西渭南地区 10 个县寻找证人,经过近 1 个月寻找,终于找到了照片上的3 位证人。此后,新华社派记者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,证实《如此父母官》照片属实,后来,新华社还发了一条消息,报道了事情的调查经过和照片的真实性。《如此父母官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奠定了我走什么样的摄影道路—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。我在云南老山前线拍的照片受这个影响非常大,包括后来我在青海雪灾、玉树地震、汶川地震现场关注的都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。

阵地上的全家福》1986 年 9 月 23 日,21 岁的陕西宝鸡籍侦察兵张广林在老山松毛岭662.6 高地观察哨位上,请路过该哨所到一线阵地采访的记者,为站在守防战位上的自己拍一张特殊的全家福并寄回家中,以安慰千里之外年迈父母及亲人们的牵挂。照片中是张广林的父母、哥嫂和姐弟的合影。  柳军 摄


       段:1985—1987 年您参加了云南老山轮战,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影像。当时您所在部队并无参战任务,但您却要求上前线。
       柳:1985 年 12 月,141 师 奉 命 抽 调 步兵421 团去云南老山,我们师机关没有参战任务,但对我这样一个搞摄影报道的军人来说,能去战地拍摄是一个梦想,现在这个实现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,我必须抓住。我在欢送步兵 421 团赴滇轮战的同时,也踏上了南下的列车,卷进了开赴前线的钢铁洪流。我的行装、暗房设备都是后来师里给我托运过去的。那个时候很多人雷声大雨点小,咬破手指写血书、写请战书……我觉得那都是虚的,我就直接去。师政治部一些知心朋友给我送行时说:“希望你拍到的东西和你的人一样真实!”
       阳:那个时候接触过战地摄影吗?西方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战地摄影师和作品了。
       柳:去老山前线之前我就来过一次解放军画报社,在资料室好像看到过美国《生活》杂志,还有前苏联的《红星画报》、电影《解放》,但很有限。现在回想,如果那个时候我能看到《野战排》《猎鹿人》等战争题材的电影,或者能看到关于一战、二战经典的摄影作品,可能我在云南老山前线拍的摄影作品比现在更好,但也很难说。那时我没有拜过摄影老师也没有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,但我自有坚定的信念:我从小在军营长大,我要努力做对军人负责任的摄影者。我要拍对得起良知、对得起战友、经得起战争和历史考验的照片。所以我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,我是很质朴的凭一种直觉、感情和真实在拍摄,只有看到对我的心灵和世界观有冲击、感染的场景我才会按快门。后来很多人问我,那时你才 25 岁,怎么就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事?可能是从小经历的磨难让我考虑问题比别人更深入一些。有一天我去国境线边上的一个阵地,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。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,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,我们是正义的战争。那如果我是敌方呢?不也同样为国家和民族,那到底什么是非正义的呢?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摧残。当站在人类角度看待战争就不同了,我的镜头更关注人在战争中的命运。就像我拍的最惨烈的战斗“1· 5 行动”,在我们撤回工事后,我跟电话打到前沿阵地关注战况的军长说:“请求炮火停止十分钟!”“抢救重伤员要紧,能争取一分钟,就是一条生命啊!军长,我用人格保证战利品。”紧急关头军长同意了我的强烈请求。那个时候我面对的是一个个随时可能牺牲鲜活生命的战友。还有在三面受敌的左二阵地上,17 岁的战士惠邦利收到家书,爷爷住院欠债,父亲和叔叔为了承担老人 2000 元债务而发生口角,母亲被叔叔打伤住院,哥哥为此出走新疆。我拍下这张照片时,分明感到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,惠邦利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,但他又确实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这个时候你还能要求他什么呢?

《不要忘记他们》(之一)1987年1月2日,登车上阵地参加拔点战斗的突击队员宋建平(右三)向战友告别。柳 军 摄


7 年 1 月 5 日,在收复 310 阵地的激烈战斗中,突击队员宋建平饮弹牺牲,战友们将他的遗体拖回我方被敌炸开顶的屯兵工事外。指导员汤健康和一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炮火空爆的危险,冲出工事用棉被盖在宋建平遗体上,以免牺牲的战友再遭炮火伤害。  柳军 摄


       段:您在残酷的战场上拍出了普通的人性。正如张书省在《伟哉!摄影之光》中所说:“柳军是要通过纪实摄影手段,真正摄取战士作为普通人在酸甜苦辣境遇中的七情六欲,展示生命的创伤、毁灭和拼搏新生,从而揭露战争和表现人民军队对残酷战争的艰苦征服过程。”
       柳:在老山,没有感受我没法儿拍摄,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想象中的,但你不能强加到别人身上,那不是现实。有人说我拍摄的片子让人无法愉悦,的确,我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了不是滋味。因为它触及了人的心灵,让人产生对生活、对现实、对社会的思考。
       阳:罗伯特 · 卡帕说过一句话:“如果你拍的不够好,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。”您觉得这句话对您有怎样的启发?
       柳:我觉得是这样的,这是身份和职责决定的。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大部分是近距离的博弈,两军面对面交火。作为战地摄影记者,你不亲临战场,怎么能拍到真实的战争场面?战士的武器是冲锋枪,战地摄影记者的武器就是照相机。所以你的身份和职责决定了你理应跟他们一样冲锋陷阵。在云南老山前线,我像战士一样,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。

《1980年代的上甘岭》143阵地是云南老山前线某部距敌军最近、最危险的阵地之一,与敌军阵地犬牙交错。该阵地自收复以来,每天都要遭受敌军数十发炮弹的倾泻,山头平均被削去两米多,整个阵地草木死亡,生灵无存,像个巨大的采石场。后方补给线经常被敌军炮火严密封锁。守防官兵在断粮、断水、缺弹药的艰苦条件下,以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勇气坚守在被称为“1980年代的上甘岭”阵地上。(摄于1986年5月23日)柳 军 摄

       阳:您在战场上遇到过很多危险的事情,面对战争的残酷和一个个生命的逝去,您害怕过吗?
       柳: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不怕死,炮火一响,人都会发慌,但一旦过了生死关,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我拍了一张照片叫《留给牺牲的遗物》,很多人没有看懂,这张照片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心态。 第一次上阵地时,我什么都不知道,特别害怕特别慌。有个战士跟我说:“柳干事,昨天敌军的狙击步枪把这个堑壕里一名战士打死了。”又说哪天哪个战士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途中踩着地雷了。越说越恐怖,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,觉得下一秒我可能就会死。当时是一名小战士带着我上的一营143阵地,他说:“你跟着我,我跑你就跑,我趴下你就趴下,我做什么动作你就跟着做什么动作。”在堑壕里我就跟着他跑,突然他说“趴下!”他前面是干泥土,我前面是一滩泥,我趴了个“狗吃屎”,不仅弄了一脸一身泥,还非常紧张。我是个比较敏感的人,我觉得被他捉弄了,当然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考验我的机智和勇敢,让我感受到前沿阵地的危险。后来我暗暗下决心,以后上阵地不让人带,这样没有心理压力,比如从A阵地到B阵地,350米,他们告诉我有什么标识,敌军一般在什么时间观察射击,我说行了,你们不用管我,我凭直觉一口气跑了过去,后来我上阵地基本都是凭直觉。
       当然,在战场还需要足够的勇敢、勇气、机智和灵活。我也不是盲目的乱行动,每次上阵地前我都做足功课,第一,要熟悉周围的地形地貌;第二,要对现有信息作出梳理和判断。后来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,再上阵地时,我不戴钢盔,只带两枚“光荣弹”、几根止血带和几个急救包,并且留长发胡子,因为我要和坚守阵地的战士保持一样的自然状态。我这个人命大。有一次我在一个阵地,上面是观察洞口,我坐在那里采访,跟战士们聊了 20几分钟,照片还没拍,他们正用煤油炉子做饭,让我吃完再走。我说不吃了,这会儿到另一个阵地时机最好,说走就走了,走了不到两分钟,敌军狙击步枪就打到了我刚才坐的位置。如果我没走,估计今天我们就见不上面了。“1·5 战斗”那么激烈的战事,为什么我和战友摄像刘志远幸存了下来?周边的阵地我俩提前看了有几十次,我们很清楚战斗打得顺利应该在哪个位置,战斗打得残酷,撤不回来了要往哪躲。战前我们把很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都想到了,包括撤退时对路线的选择。那天战斗打响时,工兵用导爆索开辟了一条通路,回撤时,完成任务的突击队员们抬着伤员、遗体沿工兵开辟的通路原路返回。我们拼命呼喊战友们的名字,让他们不要从通路回撤,他们只认准脚下这条生路,但他们哪里知道空中却是条死路。敌军的空爆弹在他们头顶飞啸着、爆炸着,许多战友就是在这条工兵开辟的通路上牺牲的。当时我和战友刘志远是在距通路左侧二十几米左右的地方撤离的,我们踩着山石往回撤,即便踩到地雷还有石头在